接到徐会长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外地采风，前两次打给他，他正开会。当时，车子正奔山上开，我担心信号要弱，就说等回京后再联系。电话那头，他说：“山上风大，你多穿点，不要着凉。”工作原因，总有机会见到一些位高权重的人，可对我说“山上风大，你多穿点，不要着凉”的并不多，何况是之前从未谋面的长者。这让我对这位在欧美同学会被尊称为“徐会长”的人，既有了些亲近感，也萌生了好奇：我想知道，他是个怎样的人？

  回京后与徐会长的首次见面，约在北四环。他带一副大金丝框眼镜，面容和蔼、声音厚重，眼神坚定却稍显疲惫。他走过来与我握手，手掌宽大而粗厚。举手投足，散发着一股稳重的气场与分量。

  “小杨，我们炉边闲话吧，不要把采访弄得太严肃。”我笑以应答，听他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：当初为何决定去美国，几十年后为何选择回国，为何痴迷于旅行，为何决定投身于旅游产业中的私人飞机生产制造中去。故事中有辛酸、有喜悦、有温暖、有叹息……话到深处，他几次哽咽，也让我看到了眼前这位铁汉心中的另面柔情。

  1983年，徐昌东31岁，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，面对机会，他决定留学美国。今天来看，那个年龄出国，是大龄留学。所以后来有人问他，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在31岁时走出去？他坦言，谈不上选择，因为当初根本就没有选择。“在当时，能争取到出国机会，算是上上大吉。”人们说他志向远大，他摇头道：“非也。我决定出国的理由不高尚、不复杂。第一，国家经济落后，想学点新的东西进来。第二，想让自己的家庭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改善。”

  去美国时，徐昌东带了41美元。曾有记者问他，带着41美元就敢出国吗？这些钱在美国如何维持生活？每每此时，他总摇头感慨，时代变了，理解起来就难了。“那个年代，国家基本上没有外汇库存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国家给我换到41美元，让我出去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啊。那41美元，我此生难忘！”

  可实际上，揣着41美元，在美国的确难以维持生计。从机场打车到住处，就要花掉其中的一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徐昌东想在这个西半球的陌生国度活下去，下了飞机就要打工。必须立刻、马上。自此，他开始了平日学习，周末打工，假期打全工的日子，4年无休。

  不舍不得，有舍有得。只身一人前往美国，徐昌东“舍”的是贤惠的妻子和3个月大的孩子。虽说妻子在一年后赴美与他团聚，两人的打工收入也让他们脱离了当初生活上的困境，可日子再好，脚下也不是养育自己的那方水土。

  对这番话，我是有共鸣的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远在他乡，总没有办法弥补心中涩涩的乡愁，它无声、无形，空空荡荡，总让人觉得丢了些什么。徐昌东说，初至美国，他最怕抬头看月亮，看见月亮，他就想家人、念家乡。

  太太的陪伴让徐昌东有了些许安慰。他们最喜欢的，是牵手旅行。可迫于生活上的无奈，初到美国的几年，两人都忙着打工赚钱，补贴家用。无论从经济上，还是时间上，都欠缺旅行条件，唯一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的出游方式，就是每逢周末到新泽西州的港口海钓。海钓可以搭乘专门的中型游艇，其上配有声呐装置，能够探测到鱼群活跃的地方。游艇两侧各置有25根海竿，每根10米来长。钩子上不挂活鱼饵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条不锈钢制成的银亮色小鱼。

  海钓的过程，被徐昌东描述得有声有色，谈到兴起之时，他就舞动起手臂，我听得入神，虽不逢此景，却也可以感觉到其中的七分乐趣：船长一声令下，几十根竿子被“啪”地甩出去，在天空悠闲地留下完美抛物线，鱼饵刚刚飞向海面，就有贪吃的蓝鱼迫不及待地自投罗网。它们“嘭”地窜起老高，一口咬住鱼饵，再难脱钩。钩上的蓝鱼一条几十斤重，它试图挣脱，就卯足了劲头甩动身体，力气极大。这时，用鱼线生摇是徒劳的。最正确的做法，是托住竿子，任其甩动，十几分钟后，蓝鱼也就筋疲力尽，不得动弹了。这时，人们再摇它上船，用网一抄，抄到平板子上。船长亲自操刀，“唰”地削下一面的肉，再把鱼翻转过来，“唰”地削下另一面的肉，剩下的，丢回海里。削下来的肉足有十来斤重，被大家煎着做鱼排吃，鲜得能咬出汁来。

  可那次海钓，却出了意外。徐昌东说，就是那场意外，让他决定了下半辈子要做的事。那是某个周末的一次海钓，游艇开了老远，停下来的时候，已经是40分钟后的事了。

  与往常相似，饥饿的蓝鱼依旧在游艇旁虎视眈眈。相貌帅气的中年船长一声令下，大家纷纷抛竿，将鱼饵甩向前方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出现了，一个女孩子在甩竿时，竿从手中脱落，向后方径直窜了出去。鱼饵在一瞬间钩住了对面一个男孩的眼睛，血水喷溅。

  游艇上乱了，女孩子尖叫，男孩子慌乱，有的说“快把钩子拔出来”，有的说“钩子不能动，不然眼球就完了”。千钧一发时，中年船长抓起话筒，果断发出指令：“大家别动，原地站好”。之后立即按下身边的紧急呼叫装置。同时，取出救急创口贴与剪刀，三步并两步，来到男孩面前，一把剪断鱼线，并用创口贴将鱼钩和眼睛同时贴住。转身说：“大家别慌，救援飞机10分钟内赶到。”方才40分钟的航程，要求救援机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到达，徐昌东多少有些不相信。他直勾勾地盯着腕上的表，9分半的时候，一架美洲豹直升机已然盘旋在游艇上方。船长将男孩一把抱上直升机垂下的吊篮，用三根保险带迅速加以固定，吊篮缓缓上升，两位飞行人员挥手示意，直升机随即迅速离开。故事的结局是好的，男孩后被迅速送往医院，他的眼睛保住了。

  那架在天空盘旋的美洲豹直升机，自此烙在徐昌东的脑海里，不肯褪去。他说，是那件事燃起了他心中的澎湃。“紧急救援代表一个国家的软实力，但中国的救援机制仍有待完善。如果汶川与雅安地震后，能够迅速启动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援体系，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。”于是，徐昌东下定了决心：下半辈子，要在中国把这件事做起来。

  “无论加入什么国籍，也改不了这张黄脸皮。”落叶归根，经过多年打拼，徐昌东已在美国拥有多家企业。可他说，他的归属在中国，他注定要回来，让私人直升机产业在中国发展起来。4年前，徐昌东成功引入美国知名海明堡直升机技术，并在中国正式投入生产。

  他说，美国目前拥有私人飞机26万架，占全球通用飞机数量的70%以上。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—1500美金时，它的私人汽车产业会发展壮大。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000—5000美金时，它的私人飞机产业会发展壮大，如今，我国人均GDP已实现4500美金，已具备发展私人飞机产业的条件。“20年前，如果我说中国的私人汽车产量将超过美国，你会笑。可今天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如今，我国已逐步开放低空管制，允许公民申请私人飞行驾照，你说，实现我国私人飞机产量赶超美国，还会远吗？”

  从事旅业多年的徐昌东认为，私人直升机领域的突破进展，可以为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，带来新的亮点。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后续一系列的产业链带动，如制造、维修、租赁、服务，以及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旅游、婚庆产业等等。

  在徐昌东心中，私人直升机在我国的潜在价值，不仅仅局限于私人使用范畴。他提出“国家不养飞机”这一救援救灾理论，提倡在各城市建立直升机私人俱乐部，俱乐部平日为私人飞机用户更好的提供一系列相关服务，但在诸如地震、海啸等重大灾害发生时，向机主发出号召进行救援，成为灾害救援的预备力量。

  担任“四川省5·12大地震”灾后重建基金会名誉会长，以及四川省灾后重建促进会名誉会长后，徐昌东更坚定了这一想法。“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报道，震后72小时黄金救援，有救援车辆因山体石块滚落，挡在途中不得前进。如果用直升机进行救援，能节约更多时间，挽救更多生命。征用民间直升机关乎生命大事，那是一个人的天职。我想，机主不会拒绝。”

  对话中，徐昌东不止一次提到与他相濡以沫30余年的妻子。“她贤惠、识大体，多年来相夫教子。”两人热爱旅行，后来，也终于有条件游走各地，那些“累得不得了”的徒步行从来不是他与妻子的心中所往，他们最喜欢的，是黄昏时分夕阳西下之时，在欧洲的某个小镇，找一间街角的咖啡馆，叫上两杯咖啡，之后，就在咖啡馆外的板凳上坐下来。之所以选择那个时段，是因为两人要陪着对方，默不作声地看一段风景。看什么呢？看人们回家时的表情。

  “一个人上班的时候，衣着是亮丽的、妆容是精致的、头发是锃亮的，可你看他们的表情啊，不是甜的。一个人下班的时候，衣服兴许皱了，妆容兴许花了，头发兴许乱了，可你再看他们的表情啊，是甜的。男孩子赶着去与女孩子约会，老太太赶着去照顾老头子，母亲赶着回家抱孩子……那种感觉，甜丝丝的，伪装不来，是从喉咙里淌出来的，是从心底涌出来的，那是家的力量。”

  我问他：“在你心里，什么是家？”他说:“我心中的家，就是一个台子，一盏灯，有一个人，在那里一直等着你。”

  听过徐昌东的故事，我终于不再好奇“他是个怎样的人”，也终于明白他为何会成为欧美同学会颇受敬重的“徐会长”。一份尊重不会来得无缘无故，一个人的魅力，不仅在于事做的周全，更在于人做得到位。